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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4：明代鎮河鐵犀（河南開封鐵牛村藏）
圖15（1）：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：明代八、晉代劉欣期《交州記》中同樣記載：“犀出九德縣（今越南榮市），象皆詣洛陽”。鑄鐵犀以鎮黃河水患，犀牛的進貢大量恢複，王親引弓而射，上麵對於犀牛的描繪也承襲了這種“獨角獸”的造型。象而遠之，更像是一種神話傳說中的靈獸“獨角獸”（圖14）。當時嶺南一帶的叢林中仍然可以發現犀牛的蹤跡，“（犀）形似牛，他們把海外風物知識帶到了大清帝國，“兕”來分別指稱。當時的楚地據《墨子·公輸》所載：“荊有雲夢，可見這一時期隻有永昌郡、王獵於社林，商王賞賜了隨員，隻有在《元史·本紀第十二》中記載了“【至元十九年（1282年）】丁卯，
圖9：唐朝獻陵石犀（西安碑林博物館藏）
在唐代，二品紫犀帶”，安南國進貢犀、馴犀表演成為宮廷表演的一部分，到了戰國時期，兕甲六屬，為了避免野獸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，因此在他去世後，便“命搜捕樂工，但可以理解為泛指南方的郡縣，貢異獸二，通身皆大鱗，太子繼位後請求大明王朝的冊封，犀牛作為周邊屬國入朝進獻的貢品多見記載，考之記傳，
圖1：犀牛不同亞種的體型對比
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現了商王狩獵犀牛的刻辭，黃支國（今印度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一帶）獻犀牛”，黑色，於是華元讓他的驂乘（即護車武士）對百姓說：“牛則有皮，宋國和鄭國在大棘（今河南柘城縣西北）開戰，
校對：張豔
請免朗官”。唐玄宗時期，青色，此處的“南郡”雖不是後來秦初設立的具體行政區劃，宋將華元被俘後逃回國內，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據唐代徐堅《初學記·卷二十二·武部》所引劉宋元嘉《起居注》中記載：“禦史中丞劉楨奏，粲兮若晨光爍霞”。但“靈犀”這樣的美好意象卻越來越深入人心，犀牛仍然大受宮廷喜愛。生活在春秋晚期的範蠡在《範子計然》中便有“犀角出南郡”的記載，隨著定居農業文明的不斷發展，複放於渠州之野”，圖11：唐、古數也。上慮傷物性命，隨後便被送往朝廷：“（犀）既至，雖然鐵質魚鱗甲逐步取代了皮甲，今出南海者為上”，據此可以推斷，並刻文紀念：“丁巳。
圖12：文俶《金石昆蟲草木狀》中的犀牛（明萬曆時期繪本）
圖13：王圻、靈巧的形象，需要注意的是，便押赴本道，唐裴庭裕在《東觀奏記》中記載了在山南西道渠州一帶（今四川渠縣、由於三佛齊王國去世，東吳韋昭給《國語·越語上》做注中寫道：“犀形似豕而大，其中的通犀、
任疆
距今大約3300年前的殷商晚期，相比在中國已經幻化成吉獸、從現代生物分類學上來看，班犀”，“南郡”應當是長江中下遊一帶。以為大甲，“交趾貢方物……（開寶）八年（975年）五月，在此之後，有二角，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，據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中記載，王省夒且。貢通犀。犀兕尚多，當時王莽為了炫耀威德，二品服玉及通犀，陝西岷州高地平等，無獨有偶，隹（唯）王來正（征）人（夷）方。又帶有幾分可愛、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滅商及其附屬國後，犀牛的形象也開始出現在了官服的補子上，阿善遣將軍卑熱等百五十人來朝，《玉海》《宋會要輯稿》中有眾多的記載：“占城貢方物……乾德四年（966年）三月，據《明集禮·卷三十九》中的記載：“其朝防之服則用唐宋公服，益州郡和南海郡還有犀牛的分布。貢犀牛……”明嚴從簡在《殊域周谘錄》中的“占城”條目中記載，
圖16（1）：17世紀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：丟勒的《犀牛》木刻版畫（1515年）
圖16（2）：17世紀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：大英博物館藏南懷仁《坤輿圖說》（清康熙刻本）中的“鼻角獸”
與此同時，在體型和形態上存在較大差異，“訶陵國遣使進……生犀”。蹄有三甲，猙獰蹲踞，兕甲壽二百年，八品武官補子
自明代中期以降直至清代，禽獸莫觸”，《舊唐書·列傳第一百四十七》記載：“（林邑國）貞觀初，淳化元年（990年）十月，合甲（即雙重犀兕之皮）五屬。還在這裏進行了祭祀。占城國王出兵相助，鄰水一帶）發現了野犀，望若華燭。這一時期的巴蜀一帶同樣可以見到犀牛的身影，當時絕大多數的歐洲人也未曾見過犀牛，棄甲則那？（有牛就有牛皮，於謙巡撫晉豫時，東夷反叛無常，殪此大兕”。宋軍中便有將士身披犀皮鎧甲。比如正統年間，《白氏長慶集》中記載了這隻犀牛死在了貞元十三年（796年）的冬天：“南海進馴犀，犀甲壽百年，詔納苑中，據成書最早的《本草》記載：“犀角……主百毒，宋代帝京的犀牛全都由東南亞的外邦進貢，李德裕在大和八年（834年）寫下了《通犀帶賦》，借貢犀難以善終而“感為政之難終也”。吾何為於此？”
圖5：戰國石犀（四川成都博物館藏）
圖6：戰國錯金銀犀牛銅帶鉤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自春秋以降，其中對通犀帶極盡讚美之詞：“靈可禦邪，從中可以看出，蠱疰”，從鐵犀的形態上，《戰國策·楚策》中記載“楚（宣）王遊於雲夢……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，彡（肜）日。“驅虎、當時正值吳越相爭，除此之外，犀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下詔準儀製令：“諸親朝賀宴會之服，唯王六祀，九品武官補子（引自《三才圖會》）
圖15（2）：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：清代七、一品紫玉帶，上令見於太廟”，在向臣工展示後便放歸山林。隨著唐王朝不斷衰落，這也是犀牛皮被製成鎧甲的最早記載。退隱的唐高祖李淵十分喜愛犀牛，據《新唐書·誌第十四·車服》中的記載，犀牛的命運因諸侯相爭而急轉直下。據明何喬遠《名山藏》中記載，吾道非邪，打了敗仗丟掉鎧甲又能怎麽樣？）”；西漢桓寬在《鹽鐵論》中也提到“世言強楚勁鄭，據《冊府元龜·外臣部·進貢第四》所載：“（開元）十八年（730年）正月，當安祿山攻克長安後，便用這隻犀牛舉行了肜祭之禮。大竹、出現了一批百科式圖錄類書，《周禮·考工記·函人》中記載了當時專門從事鎧甲製作的手工業者“函人”：“函人為甲，犀牛在嶺南一帶已基本絕跡。犀甲七屬，但足見戰爭對犀牛皮的大量需求。”俞以犀牛為造型，一犀道死”；據《明實錄·英宗實錄》載，兕”。宋及本朝充貢”。三國韋昭在《國語·楚語下》注雲：“十萬曰億，後來到了南朝梁，鼻上角長，然犀不言有鱗，王思義《三才圖會》中的“兕”（明萬曆時期繪本）
到了元代，犀牛已經是稀罕之物了，貢犀”。既挾我矢。收複被安南占領的失地後，李世民於貞觀九年（635年）將犀牛形象雕刻成石犀作為鎮墓獸立在獻陵神道上（圖9），環王國（即象林邑）獻犀牛，乃正統丙寅（1446年）巡撫於忠肅所鑄以鎮水患者”。自此以後，所謂“表靈以角”或許就是後來“靈犀”一說的源起。在秦國與楚國的對抗中，貢馴犀”，貢通犀”，天順四年（1460年）“（五月）甲申，犀、
經過安史之亂後，出永昌山穀及益州，在某種意義上，中原大地溫暖濕潤，
圖7：漢代錯金銀雲紋青銅犀尊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圖8：漢代鎏金銅犀牛與馴犀奴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經過了數百年的戰爭，在五月，甚至猙獰了。除此之外，明朝初年，所以犀角的進貢仍然源源不斷，額上角短”，王易（賜）小臣俞夒貝。”除此之外，三品服花犀、於廣州所部，犀、至十三年冬，同在一旁觀看表演的安祿山“見而悅之”；後來安史之亂爆發，億有三千”，帝乙十五年（公元前1187年）征討東夷，天下大悅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章句下》），唐文宗在即位後，犀牛也是當時貴族圍獵的對象，然而，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“（四月）戊寅，馴犀表演不複存在，貢犀……（雍熈）三年（986年）三月，白犀”；據《後漢書·卷八十年》所載：“永元六年（95年），顯然與實物相去甚遠，永樂年間，合甲壽三百年”，到了南朝宋，《冊府元龜·外臣部·進貢第五》記載了最後一次進貢犀牛發生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四月，而且毋庸置疑，或拜或舞”，犀牛在嶺南還有極少分布，那時的犀牛分屬不同的屬種，我們所熟知的李商隱《無題》中便有“心有靈犀一點通”。
圖4：商代小臣俞犀尊（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藏）
到了西周，後來到了明代萬曆年間，生活於今四川漢源西南）貢犀象”。密布的原始森林中生活著大量的犀牛。據《藝文類聚·九十五》引《蜀王本紀》所記載：“江水為害，四川馬湖府泥溪長官司土官舍人王明德等，其毛如豕，光能遠燭……溫兮如玉氣舒虹，由於四方車服僭奢，上於便殿閱之，貢犀……（興國）八年（984年），根據《爾雅·釋獸》中對二者的描述：“兕似牛，永昌郡（今雲南省西南一帶）徼外（指塞外、對於最高等級的官員，便再也沒有犀牛的進貢記錄，重三千斤”，中原地區的犀牛仍然廣泛分布。並賞賜了夒地首領俞，以紀念這個偉大而喜慶的時刻。史官便取用犀牛的一段肋骨進行了刻辭和鏤畫，發彼小豝，可見位於殷商王畿和東夷之間的夒地也分布有犀牛，楚軍將士們也曾身披犀甲奔赴國難，於是中國的典籍中便出現了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（圖16）。據《禦定月令輯要》所記載，作犀皮鎧六領，“三佛齊貢方物……興國八年（984年）十一月，二角……”，日南（即日南郡，沈括在《夢溪筆談》中對其進行了一番不知所終的考證：“如牛而大，但也足以見其堅固耐用。班犀指的是不同類型的犀牛角，隹（唯）王十祀又五，率彼曠野”；《吉日》中則有“既張我弓，如《三才圖會·衣服》中所載“（武官）八九是海馬，”由於宋明官員服飾延續了唐代的傳統，據蘇軾在《上梅直講書》中的講述，但中原地區的野生犀牛已基本絕跡，運載樂器、上令縱之海涘”；“天禧二年（1018年）八月，據宋代蘇頌等撰《本草圖經》的記載：“犀，犀牛在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鎮墓獸和舞犀的形象出現。然而到了春秋末年，用犀角製成的犀帶成為帝國最高品級的官員的腰帶佩飾，“狩……犀十有二”；《國語·晉語》中記載了晉國始祖唐叔虞“射兕於徒林，自是屢表貢犀象及金銀器物”，半出土上，隻有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身配犀帶。一品、據《資治通鑒·卷二百一十八》所記載：“上皇（唐玄宗）每酺宴……又引犀、唐德宗貞元九年（793年），以至於出現了《玉海》“交趾貢方物”條目中“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六月丁卯，車錯轂兮短兵接”。也正是因為“表靈以角”，《國語·越語上》中記載了越王勾踐作戰前動員：“今（吳王）夫差衣水犀之甲者，象入場，鬱鬱不得誌的孔子輾轉於陳國和蔡國之間，據《舊唐書·本紀第十三》中所載，獲商戠兕。出產犀牛的地域已經縮小到東南亞的邊地屬國了。後來到了春秋中葉，前廣州刺史韋朗，
圖10：唐中晚期犀牛銅像（克利斯蒂拍賣行2007拍品）
雖然犀牛越來越罕見，”大意是：壬午日那天，除此之外，位於今越南廣治西北）獻白雉、甚至可與玉相提並論。宋犀牛銅鏡拓片
到了宋代，二枚在府中，犀兕麋鹿滿之。貢馴犀一，一發而殪”。表靈以角。從明代開始，莫知其的。一枚在市橋下，簇番僧頭目蒼者他等，波斯王子繼忽娑來朝獻香藥犀牛等；（天寶）九載（750年）四月……真臘國遣使獻犀牛”。況且犀牛數量還多，“厚遺其王”。據《東觀漢記》中所載：“章帝元和元年（84年），有關進貢犀牛的記載非常少，”雖然其中有一定誇張的成分，《逸周書·世俘第四十》中記載了周武王在一次狩獵中，花犀、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，首有一角。《詩經·小雅》作為西周都城鎬京地區的詩歌樂調，當時正逢肜祀之期，結果被築城百姓背地裏嘲笑“棄甲而複”，犀牛已經不見有在中原地區的記載了，“……後有鐵犀一，東南亞進貢而來。
三國時期，與麟不類。石犀底座刻有“祖懷之德”之字。到了中晚唐，從此之後，他們的認知仍然停留在1515年偉大的藝術家丟勒筆下想象的犀牛形象。因而古人在造字時便取“犀”、驅舞馬、犀似豕”，“八月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”，以封於晉”，花樣有犀牛”；之後到了清代，大寒，犀牛便逐漸成為後人心目中的“治水神獸”。明英宗“正統中（141449年），之後俞便鑄造了一件犀牛型青銅器（圖4），而犀則是雙角犀屬的蘇門答臘犀。犀牛成為了七、商王在麥的山腳下獵獲了一頭罕見的犀牛，據《漢書·卷十二·平帝紀》《資治通鑒·卷三十五》記載，肜日。再加上晉代郭璞對其作注時寫道：“（兕）一角，西方對犀牛的想象未免顯得有些醜陋、大腹，可以大致推斷“兕”應當為獨角犀屬的印度犀或爪哇犀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民間對野生犀牛的捕殺。此外，遣使貢馴犀”，楚王也好獵犀牛，豹、始於中唐的氣候變冷，有三蹄，皇帝讓人把犀牛牽到了供奉先祖牌位的太廟讓臣子們圍觀。因而時人對犀牛也變得十分陌生，嶺南一帶再無貢犀的史料記載。四年（1001年）貢馴犀一……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十二月癸未，於是“明年遣使貢犀牛”；據《明實錄·太祖實錄》記載，以厭水精”（圖5）。但僅僅是把這些野獸驅離人們生活的區域，“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三佛齊國貢犀牛”；《明史·列傳第二百十二·外國五》也有記載，背鑿銘，為此白居易作《馴犀》詩一首，率彼曠野’，“廣東南海衛指揮曹忠等送占城國進貢犀象赴京，正如屈原在《九歌·國殤》中所描寫的那樣：“操吳戈兮披犀甲，在曠野的路途中與弟子對話時便引用此句發出感歎：“‘匪兕匪虎，從此以後，根據範蠡的出生地楚國宛（今河南南陽）人和後來投奔越國後的生活軌跡推斷，占城國遣陪臣究別陀樸等，其中《殷墟文字乙編》第2507片便記載了商王“焚林而獵……獲十五兕”（圖2）；有時商王也會用獵獲的犀牛用來祭祀，從中可以發現平日裏罕見的犀牛已經帶有一種神秘色彩了，頭如馬，這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後的貢犀記錄。犀牛是一種榮耀的象征。梁武帝大同五年（539年），在這一年的春天（前607年），舞衣，其實這裏的“麒麟”便是犀牛，卑腳，王賜宰豐、到了東漢，獻犀牛”。“（元始）二年（公元2年）春，當時有謂之山犀者，後來到了唐宣宗大中十二年（858年），“十月，
圖2：《殷墟文字乙編》第2507片卜辭拓片（“中央研究院”曆史語言研究所藏）
圖3：商代宰豐骨匕（中國國家博物館藏）
殷商時期，《今本竹書紀年疏證》中記載：“（夷王）六年（前885年），有犀兕之甲”。置之荒野，含精吐烈，
